我今年100岁了。很庆幸，我的人生与其说是过五关斩六将，不如说是一场又一场的侥幸，算是超期服役了。
我出生于北京丞相胡同的潮州会馆，祖籍广东普宁。我家与教育有渊源。曾外祖父林启在甲午战争后调任杭州知府，其间创办了求是书院（今浙江大学前身）、蚕学馆（今浙江理工大学前身）与养正书塾（今杭州高级中学等前身）。外祖父林松坚（字鲁生）曾留学日本并与鲁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做过同事，鲁迅日记中几次记载过两人的交游。我后来记日记，习的就是鲁迅的日记体。家庭环境对我的影响很大。外祖父教我学习《左传》等经典，因此我习得“外圆内方”的处世态度；母亲常教幼小的我背诵白居易等人的诗篇、练习钢琴，使我至今热爱诗词和音乐。
少年时的我成长于动荡的年代，求学之路非常曲折。我上过7所小学。由于父亲的工作变动和时局变化，先后入读西安培德小学、西安女师附小、北京西直门小学，后在国立北平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小学（今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就读3年。这也是母亲的母校，不仅师资力量强、教学水平高，而且有丰富的课外活动，注重爱国主义教育，老师们总说“勿忘国耻”、教唱救亡歌曲《毕业歌》等，在学校里我常参演戏剧等文艺活动，后来我成了戏剧迷与此有很大关系。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我被迫随家人从北京出发逃难到香港，在那里又读了3所小学，然后在九龙文化中学读初中。由于战乱，我不断转学，中学读了8年，在香港、上海、重庆、韶关、梅县、汕头等地换了8所学校。
读中学时，我就立下了理想：要做邹韬奋、范长江、萧乾那样的记者，“相机身上挂，足迹遍天下”。到了报考大学时，我一不报收费高的学校，因为家里有6个弟弟妹妹要养；二不报没有新闻系的学校，因为要当新闻记者。1946年，我如愿以偿考入位于苏州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那里名师荟萃，学校开设10多门专业必修课，还有丰富的文史哲艺课程。新闻系主任是著名新闻人俞颂华。马荫良、金仲华、叶圣陶、顾颉刚、王芸生、费彝民、曹聚仁等名家都曾任教或指导过我们。其中，马荫良教授对我影响很大，上海解放后，他担任上海新闻图书馆馆长，知道我成绩不错，就邀请我到该馆担任研究馆员。
上海新闻图书馆由解放日报社创办，安置了因《申报》《新闻报》停办而退下来的老记者老编辑。我到那里报到时，是馆员中唯一的年轻人。当时上海共有57家公私图书馆。我建议调查各图书馆的藏报情况，并摸清新闻学藏书情况。1951年，《上海各图书馆藏报调查录（附新闻学图书目录）》编印，收录了31家图书馆的收藏书报情况。在上海新闻图书馆的3年里，我看完了出版时间跨度达78年的2.7万多份《申报》，摘录了2万多张卡片，这为我后来从事新闻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还在上学时，我就养成了摘录资料制作卡片的习惯，一辈子下来积累有几十万张，这些卡片为我从事研究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这期间，我还应邀到上海圣约翰大学报学系兼职讲授新闻史专题课，可以说，这为以后我长期从事新闻史教学埋下了伏笔。真正成为一名教师，要从1953年8月算起。我来到北京大学报到，正式成为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助教。从那时起，到2023年指导的最后一名博士生毕业，整整70年，算得上是个“老园丁”了。
这70年里，我先后两次在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工作。第一次是1953年到1958年，是教学相长的一段时期。为了备好课、上好《中国新闻史》课程，翻阅了大量旧报刊，看了不下2000本书，寒暑假还到京沪等地的图书馆、档案馆查阅和搜集报刊资料、走访老报人，开展新闻史研究。第二次是1972年到1978年。当时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师资严重不足，我和人大新闻系大部分教师之前被下放到江西余江五七干校，于是整建制地被转移到北大。
1978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全体师生除77级本科生外全部转到人大新闻系。我跟随回到人大。这样，算上上世纪50—70年代在人大工作的十几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院）前后工作了60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致力于中国新闻事业史的教学和研究，出版了相关的书和教材，发表了论文，有的引起了很大反响。1979年，《报刊史话》出版，这是1964年我应吴晗之邀，为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编写的一本书，但当时未能出版。1981年，《中国近代报刊史》出版，共57万字，涉及报刊超过1160种，介绍报人1500余位，纠正前人著述错误200余处，算是我30年教学研究的结晶。
新闻史研究提倡“打深井”。要重视个案的深度研究，聚焦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或地域，或新闻现象、事件、人物等具体问题，进行纵向深度挖掘，而非泛泛而谈。要集中精力穿透表层史料，在特定领域持续向下开掘，通过对原始档案、口述资料、报刊原件等一手文献的系统梳理，揭示新闻业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演变规律。新闻史和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密切联系，可以从经济基础、政治格局、思想潮流等多维度揭示其发展规律，最终形成具有学术穿透力、延展力的研究成果，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形成对话。
1983年发表的论文《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就是我请新华社驻英记者拍录敦煌出土《进奏院状》，对其60行文字逐字逐句考订后，证实这是一份发行于公元887年的唐朝邸报，不仅是现存我国最早的报纸，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报纸。这一发现，解决了长期以来关于中国古代报纸起源的争议。
也是在那一年，我出版了教材《中国新闻事业简史》，此后，陆续出版了《报史与报人》《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新闻史的奇情壮彩》《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等著作。1999年，《中国新闻事业通史》3卷本出齐，这是自1986年起，我和宁树藩、陈业劭等新闻史专家组织全国20多家新闻学术单位的50位学者共同编写完成的，共260万字，达到当时“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最高水平”。2013年，《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在新加坡出版英文版10卷本，成为“新中国新闻学著作的第一个外文译本”。
作为一名教师，教学和研究之外，我还一直关注着新闻学这门学科的建设和人才的培养。1984年我与复旦王中、人大甘惜分成为我国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导师，开始招收新闻史方向的博士研究生。随着新闻学教育蓬勃发展，至2023年12月底，我一共指导了52名博士研究生和6名硕士研究生。1998年，我写过一篇小文《中国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摇篮——写在北京大学100周年校庆之际》，引起北大领导对新闻与传播教育的关注，北大和清华先后在2001年、2002年创建了新闻与传播学院。指导的几位博士也参与了建设，这是我所乐见的。为了促进新闻史的研究，1989年我发起创立了中国新闻史学会，经几代人接力，目前成长为国内新闻传播学方向唯一一家以研究中外新闻传播历史与现状、促进新闻传播学发展为宗旨的一级学术团体。很高兴，今天在老中青研究者共同努力下，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已经是繁花似锦的百花园。
如今，虽然已迈入百岁，但我坚信，活到老学到老。从上世纪90年代古稀之年学习使用电脑，后来学会上网，到现在使用微信、开通微博，我一直紧跟时代发展。从时政新闻到文史哲书籍，至今仍每日学习，未敢懈怠。新闻学科与政治关系密切，不学习不知方向，“一举足则不能无方向，一著论则不能无宗旨”（严复语）。梁启超一生著述凡数百万言，均为政治谈。新闻学科还需要广阔的知识面。《十三经》《说文》及诸子著作等，章太炎都读过。梁启超在为《清议报》撰稿的一段时间内，读书100多本。杨振宁说过要把“天线”拉长一些。梅兰芳之所以成就高，就是因为师从多家名派，汇各家之长于一身。同时，要注意处理好“博”和“约”的关系。除文史社科外，也要读一些好的小说。小说是社会生活的镜子，可更形象地了解社会历史、异域风情等。
学习和研究要有所师承，先把前人的学问接过来，站在别人的肩膀上起步；要有好的学风，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要有胆识，有真正的见解，不唯上，不唯书。做研究切忌当墙头芦苇，跟风、看形势、摸气候。要开拓求新，“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板凳甘坐十年冷”。新闻史研究是新闻学的基石，容不得半点马虎，每一个结论都必须有扎实的史料支撑。做学问就像盖房子，史料就是一砖一瓦，没有坚实的砖瓦，再宏伟的蓝图也只是空中楼阁。应充分占有材料，才能厚积薄发。“考据如老吏断狱”，对史料还要学会“辨真伪、定是非、断取舍”。当年，我写太平天国新闻史的研究，只写了3000字的文章，却看了4个月有关太平天国的资料。
我曾说过：“我这辈子只做一件事，就是研究新闻史、教新闻史。”回望百岁人生，我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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