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朽木
前几日，无意间瞥见文章评论区里一行字——“大金老师写得真好”。心头猛地一酸，泪便止不住地往上涌，我又强压着，让它往心底流去。
“大金老师”这个称呼，是从故乡武义的乡愁平台上被人叫起来的。可这一叫，却把另一个人生生降了级。
那时，我已身患多种重病，肿瘤也在其中。整日里，除了提笔写上几个毛笔字，便是闷在那间像乡下老屋一样安静的杭城小房里。书法最要紧的是气力，可我的腰椎因伤渐渐退化，一笔下去，总像是缺了骨头。也曾动过写点小文章的念头，到底不懂文学，也不会用电脑，才写了几个字便搁下了。
大弟飞祝，是个比我聪明得多的人。微信、QQ、微博，他玩得滴溜溜转。他是县音乐协会会员，也是作家协会会员，在老家有点小小的名声，人人都称他一声“老金老师”。见我终日无聊又郁郁寡欢，他便时常把乡愁文章转发给我。转来转去嫌麻烦，索性拉我进了故乡的乡愁群。这一拉不打紧，乡愁群里便有了两个“金”。于是，大弟老金，被人改叫成了“小金老师”；而我这个什么都不懂的，反倒成了“大金老师”。
大弟弟照片。
说他是我的亲弟弟，可他又不全是我的弟弟。我十三岁那年，一家十一口人，靠的是三口人的“麻袋米”过活——那是保证供给的粮食，哪里够吃？大人想不出办法。肚子咕咕叫的时候，连米糠、野菜都是宝。不远处住着阳春姐，夫妻俩都有麻袋米。白米饭的香气顺着风飘过来，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只能咽口水。那年大弟八岁，白白嫩嫩，脑子灵活，小嘴鲜甜，常常被阳春姐叫去吃饭。吃着吃着，“阿叔”“阿娘”便叫得跟亲爹亲妈似的。亲爹亲妈看在眼里，心如刀绞，可到底比饿没了强。就在他八岁那年，他便成了别人家的孩子——可骨子里，他从来都是我的亲弟弟。
自他过继给那一户金姓人家起，我俩再未在一个被窝里拉来扯去——除非他那边阿叔阿娘不在家时，也再没一起吃过饭。他穿的衣服总是漂漂亮亮，肚子也从来不饿。可他孤苦伶仃，常常一个人在家，嗷嗷地学鬼叫。那声音在空荡荡的屋子里转着圈地响，听得人心里发怵。我们家呢，基本没有新衣裳，也不是天天能吃上白米饭。可兄弟姐妹六个，手牵着手走在古街上，回到家里还能玩老鹰捉小鸡。
尽管我们分住在两个生活条件不同的家庭里，两颗心却始终连在一起。放学后，我常常躲在他家对面，远远地偷看他。他也常常偷偷跑来找我玩。我送过他一柄铜壳、可以伸缩的小刀，他存放了几十年。那年，我作为长子去参军，父母不愿相送。临到村口，送兵的汽车刚要开动，车尾爬上来一个小孩——竟然是我的大弟弟。他一直送我到县城，抱回来的，是我换下的旧棉袄。
在特殊年代，他从家乡串联到首都，又辗转到了我的部队里。兄弟相拥，互相激励，发誓要做最好的自己。“干什么学什么，还必干好什么”——父亲的训诫，刻进我的骨子，也刻进了他的骨子里。
小时候，受一位同族老人的熏陶，他早早拿起了一把老人帮他做的土二胡，像用锯子锯木头似的，放学后便咕嘎咕嘎地“锯”个不停。我在部队时，捡了把“缺胳膊少腿”的二胡送给他。他没嫌弃，修修补补，竟成了他一辈子的宝贝。他是个无师自通的音乐家，吹拉弹唱样样都会，老了还做了音乐教师。可惜保送上海音乐学院那年，养母怕他远走高飞，终究没能去成。
大弟同学画家童仁生画的漫画像
他也是自学成才的作家。仅上过常常停课的高中，却当过学校的老师，又当过小报的编辑。自己写过许多散文，也受邀写过专题文章。他没有著书立说，却也留下了不少文字。可惜他太执着了。我学写文章时，常把“根”“拫”不分，“的、地、得”混用。在没有语音校对、更没有AI校对的年月里，他常骂得我狗血淋头。
他更注重文章的质量。绝不抄袭，坚持要用细节说话，不能空洞无华，更不能为吸引人眼球而故弄玄虚。有次我写了篇关于外婆的文章，标题用了《走起路来抖抖的小脚女人》。文章发表之后，他“骂”了我许多天——面对面的“骂”，微信群里“骂”，家族群里也“骂”。“骂”得我体无完肤，“骂”得我每次提笔就想到，该写什么，忌写什么。如今想来，弟弟小金老师就像一盏灯，晃晃悠悠地亮在前头，引着我这笨手笨脚的哥哥，一步一步走上写点小文的路。
图片拍自大弟文章片段
小金老师因故先我而走了。走前，他为我引荐了许多位好老师。第一位是武义乡愁群的组织者，一位颇具笔墨情怀的文人。在他搭建的那个平台上，我的文章得以在众人面前展示，写作便有了动力。第二位是故乡作协群里的著名文人——他告诫我：学写文章先学做人，须诚实、诚信、正直，且要努力学习，与时俱进。此后我又加入了浙报集团的老年报微信群、晚潮栏目的作者圈。这些媒体的编辑，以及一大群暗中指导我写作的朋友，渐渐将我引上了写点小文的正道。
来自网络
在大家普遍尊称对方为“老师”的环境里，我诚恳地告诉各位：大金老师在写作上，只是一个退休十来年后才学写小文的小学生。“大金老师”这四个字，从来就不是我的荣耀，而是将真正能写作的大弟降级之后才得到的称呼。他用他的才华垫高了我这个笨哥哥，又用一次次的“骂”帮我筑起了写点小文章的底线。他走了，“大金老师”这个符号却永远留给了我。我每写一个字，也是在完成他的遗愿；每落一笔，既为自己更明白地活着，也为让他看见我还在努力。人们叫我一声“大金老师”，不仅是礼貌，更是对我的鞭策。
写于二零二六年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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